“我也不信。”薛佑歌神情严肃,“这黄拯只是个鱼肉乡民的寻常地主,他们泸建县的农民都对他是又怕又恨,我恐怕他要是真的造反,连同县的农民都号召不起来!这哪里体现出一点真龙之气来?”
白道宁听得不太对劲,这衡量“真龙之气”的标准是造反的成功概率吗?
薛佑歌继续说:“要是他只是自己疯以为自己真的变成龙,连自己身边下人、姬妾的奉承话都当了真,那其实我们也以为这无足挂齿。就算他到处乱说,其实我们这地方山高皇帝远的,也没人理他。”
白道宁心想,你这可是“毗邻南直隶”的大府区啊,这都能算山高皇帝远,这让别的地区怎么想?荒僻边疆?
薛佑歌向前微微倾身:“但问题在于,除此之外,他还联系过海派的长老、飞剑王和薄桑王,试图拉拢他们一起造反!”
“哦!”白道宁听到这里事涉宗教和藩王,认为确实严峻了起来,不由得稍微坐直了一些身体。
“海派的总教就在我治下的嘉虞县。因为两安罗一共占了六个教区,都无法通讯,所以现在还没有选出总教主,由大长老唐永望管事。唐长老与我家乃是世交,这次为德公子和郗公子做法事,我想就多半能请得动唐长老的高徒,郑志学师父。”
薛佑歌简单介绍了一下背景,就继续说,“数日前,唐长老就联系到我,说黄拯写信给他,相邀造反,他闻言震恐,实在不敢隐瞒这样大事,就找到了我。至于飞剑王和薄桑王,则是黄拯信中说他已与两位王爷讨论好要举事,我们致书过去,他们都说确实曾收到过这类信件,都是黄拯托他族人以纳妾为由到北方时送去的,但他们只当是痴人狂言,并没有答应什么‘共同举事’。”
薛佑歌说:“薄桑王说他直接没有回信,飞剑王说他的回信是‘有病就去治病’。”
白道宁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他是认真的还是在开玩笑。
薛佑歌继续补充:“因此我姑且请唐长老先回复说,他是化外之人,如何如何不能参与世间俗事,用这种言论拖一下黄拯。我这些时日,寝食难安,都在考虑如何解决这件事。”
“谋逆乃是我朝最大的罪过,兹事体大。”薛佑歌放慢语,缓缓捋须,“先不论其他原因,单说事涉谋反这一点,既然尊贵的太子爷难得行幸稷契府,正好黄拯事,那小臣就理应请太子爷来监管这件事。”
白道宁严肃点头:“薛大人高见!那,敢问我需要做什么呢?”
薛佑歌说:“于我稷契府最有利的一项,是要请太子鉴定黄拯案的程度:他已将这事宣扬得尽人皆知,甚至已经付诸行动,试图勾结正教与藩王,是板上钉钉要管的罪。但是这件事要判到哪一等,却是可以商榷的。”
他放低声音,“若是判到‘谋反’和‘谋大逆’,那还要株连其族亲,黄家虽然主支已经人丁稀薄,但副支、姻亲众多,这些人皆是无辜,怎能让他们受过?何况他刚写出三封信就都失败了,也判不到这里去。若是判到‘谋叛’,也要抄没其家人、土地、祖产,除了祖坟全都要收归国有了。但若是只判‘谋恶逆’,那就只有其近亲受过了……太子殿下,泸建县乃是我府大县,黄家乃取其半,若是判高了,只会牵连太多人啊!太子殿下,您身份尊贵,若是您能亲口拟定罪名,那我们可就放心啦!”
大陶历史复杂,对“十恶”中这几项事涉造反的罪名,虽然在名义上仍然是最高罪名,但在实践上并不过度严峻,最低的一等“谋恶逆”,只有恶及其三代内近亲男子死罪、女子没官,还管不到已出嫁的女子。财产也只没收个人名下之财产。但是这位黄老爷只有一个已经到了出嫁年龄的女儿(大陶设置的女子最低可登记婚姻的年龄就是十四岁),又有可以转移财产的宗族,显然有相当大的操作空间。
白道宁一听就知道这是薛府尹想吞黄家的地,他才不会这么容易就让薛佑歌白嫖到劳动力呢:“薛大人所言甚是有理,若是我够格来判这个案子,在下一定要认真考核情况,尽我所能不多冤枉一人。”
薛佑歌说:“除此事以外,还有两点,让我认为,太子务必要来管这件事。第一点,是我认为这位黄拯可能参与了刺杀太子一事。”
白道宁立刻感觉自己整个人都绷紧了。
而薛佑歌则表情更加舒畅:“这一点是我所猜测:近来黄拯在泸建县巧立名目,招募家丁武夫,收留流氓逃犯,购买马匹武器。正巧太子说,德公子与郗公子之死,正好与一支有力的强兵有关。太子也能看得出来,我连稷契府城门口的小蟊贼都无法根除,整个夕露省恐怕都没有比稷契府更强的官军了,刺客绝对与官府无关!但稷契府以往最强的一支队伍就是官军,太子事于稷契府门口,若是刺客来自稷契府,就只能是稷契府这支新出的队伍。”
“不太可能。”白道宁迅思考,“那支队伍相当训练有素,非一朝一夕之功……若是这支队伍已经训练了很久,为什么稷契府没有上报?”
薛佑歌一顿,立刻又开口:“太子此言也有理。事实上黄拯开始如此行为也不过是这半年来的事,太子也知道,我家祖上三代儿都是做土匪的,我也知道要练只好队伍,半年远远不够。所以我认为,黄拯可能有外部助力——至于太子所说没有上报一事,太子是亥栗省人,我上次去亥栗省已经是好几年前的往事了,当时亥栗省也是土匪为患,豪强并起的地方,现在亥栗省已经治安良好得太子觉得出了事就应该上报了吗?”
白道宁被问住了,不由得感慨这个破世道真是够狗的,东南四省都混成自治区了,全靠地方自由挥。他只能迂回回答:“我是亥栗省明月府烧春县人,以前明月府治下雎县、寿岭县出了事,如村斗一类的,都由明月府居中调停。”有时还会喊土匪过来打白工,“我以为豪强谋逆、练兵如此大事,府城应该向省城禀报?”
薛佑歌露出一丝不屑的神情:“太子读书是不是不读府志?要是每个省城都管底下府县豪强练兵,傅家早就被管了,他傅高谊还能继续当这个明月府尹?他这个明月府还能管得了什么烧春县雎县?”
他也许是意识到自己讽刺太狠,立刻强行转移话题,挽回局面:“我是说,这种事,大陶如今形势不好,很难上报,我们以前也以为并不严重,所以耽误至今——我认为黄拯有理由刺杀太子,也正是我认为太子应该来管这事的第二点缘由:”
“那黄家曾于二十一年之前算过命,算命先生给他们白送了六句谶言:‘三龙映,鵩鸟赋。西风见火,凤出东方。龙凤斗,燕雀争’。他们觉得听不懂,就没花钱买剩下的话。”薛佑歌说,“前年,一年之内,前两句都应验了:‘三龙映’是黄拯从镜子、水和瓷瓶上照出了三次龙,‘鵩鸟赋’是有只野鸟进了黄夫人的房里,黄夫人当天就开始高烧,三天后就没了。”
《鵩鸟赋》是汉朝文人贾谊写的散文,有一句很出名的“野鸟入室兮,主人将去”,当时贾谊被贬到长沙,心情抑郁,看到鵩鸟(也就是现代社会的猫头鹰)进了卧室,当时认为这是一种不吉利的征兆,所以贾谊认为自己也快要死了,于是写下这篇散文。
“这两句话,以前我们谁都没想到还能这么直白地应验。”薛佑歌说,“所以他们从前年开始就满天下找那个算命先生,让黄家人到处跑。结果当然啦,那个算命先生当时就说他们不买剩下的话会后悔,他们果然后悔了,也没再找到他。”
薛佑歌说:“至于后面两句,其实只要跟您一联系起来,就好解读了:‘西风见火’,西风就是春风,西风见火就是烧春。‘凤出东方’,烧春县就在大陶东南,您就是这个‘凤’。‘龙凤斗’,既然黄拯自诩为龙,那么他就会以为是他要跟您斗。这刺客,不是他,还能有谁?”
白道宁真是给听傻了,别的不说,“烧春”是酒名,先有酒名后有县名,他还真是第一次听到把这两个字拆开来做解读的!
而且一个大老爷们被比作“凤”感觉真是太奇怪了!
白道宁迟疑着想要不要说些什么,薛佑歌就先自顾自说了下去:“太子与这位黄拯,或许确是命中有此一劫。若是那谶言确实说准了每一句话,那太子是势必要与黄拯一斗了:黄拯手下兵力,听太子所言刺客之事,已经过了我所想的程度,已经很难对付了。太子是带了一支义兵进府城的,小臣请太子来管黄拯一案,也有欲借太子兵力之意。”
白道宁闻言下定了决心,无论这个薛府尹抱了什么心思,这黄拯的奇案,他是不得不管了,当即一抱拳:“薛大人有可用在下之处,请尽管吩咐!”